關鍵詞：汪寧生先生;治學

　　汪寧生(1930—2014)，民族考古學家。江蘇灌云人，生于南京。195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留校任教。次年轉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參加四川茂汶、涼山、黔西北、滇東北的民族調查。1964年調到云南省歷史研究所。1979年調入云南民族學院。長期從事民族考古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云南考古》《云南滄源崖畫的發現與研究》《民族考古學論集》《銅鼓與南方民族》《中國西南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等。

　　汪寧生先生在治學中，將民族學與考古學研究方法相互交融，形成個人獨到的學術特點。他的《云南考古》一書，對我了解云南的考古史和云南歷史，裨益多多。汪先生早年對滄源巖畫的研究，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先生對納西學的研究不多，但他的幾項研究，對納西學研究特別重要。他發表在《思想戰線》1981年第5期的論文《納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證》介紹了東巴教木牌畫，讀后使人耳目一新。在各種東巴教的儀式上，可以看到一個獨特的宗教藝術奇觀，名目繁雜的各種祭壇上插著很多用松木制作，長25—40厘米、寬4—5厘米的木牌，上面繪著千姿百態、色彩斑斕的圖畫。在一些林木森森的水源處，也會看到這種環繞水源而插的木牌畫。這是納西山民用于祭祀司掌大自然之精靈“署”(svq)的，相傳水源是它們喜歡的棲息地之一。這種奇特的宗教木牌畫歷史悠久，汪寧生先生在這篇文章中認為，東巴教木牌畫與我國西北地區漢代遺址出土的人面形木牌有傳承關系。這種西北出土的木牌在考古報告中稱為“人面形木牌”“木橛”或“杙”。1906—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中首次發現。1927—1934年，中國、瑞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居延漢代遺址時，此物又有大量出土。20世紀70年代在居延出土的大量漢代簡牘和文物中，亦有這種木牌。人面形木牌一般長20—25厘米、寬4—5厘米，多將一端削尖，另一端作平頭或楔形頭，其上用黑紅兩色繪一個人面形象，狀極猙獰。這種木牌形狀大小與東巴教木牌畫大體相同，亦是用于插地祭祀，只是就所繪內容而言，人面形木牌比東巴教木牌要簡單得多。敦煌與居延等地自古就屬于古羌人活動范圍，木牌畫鬼神插地祭祀之俗，原應是羌人的古俗，作為古羌人后裔的納西人沿襲了這種古俗。

　　在閱讀了汪寧生先生的這篇文章后，筆者開始留意國內外相關的一些研究，也注意到東巴教木牌畫的一些獨特特點。漢代出土的人面形木牌上只用黑紅二色繪各種奇形怪狀的鬼神面孔，而東巴木牌畫上的內容則豐富而復雜，集各種神靈鬼怪、人物和大自然事象于一體，有的還以象形文表明其內容，鬼神形象繪得比較細致?？梢?，東巴木牌畫是在古羌人木牌畫的基礎上發展變化的宗教繪畫形式。東巴圖畫象形文字在東巴教和納西族民間都稱為“斯究魯究”，即“木頭和石頭上的痕記”或“木之記錄，石之記錄”，這也意味著石上的畫和符號(諸如巖畫)與木牌上的畫和符號可能是納西族最古老的文字表現形式和載體。

　　筆者后來在國外一些研究本教的書籍，諸如德國霍夫曼的《西藏本教歷史概要》和杜奇的《西藏宗教》等書籍中發現藏族本教的儀式上也使用一種尖頭形木牌畫，上面繪有神靈和其他圖案。本教與納西東巴教有密切的關系，而且二者都與古羌人的宗教文化有關。在敦煌出土的反映藏族前佛教本土文化的吐蕃文書中也發現了與東巴經內容極其相似的內容。這些都可以作為敦煌等地出土的“人面形木牌”與東巴教木牌的淵源關系的佐證資料。法國人類學家克里斯蒂娜的調查中提到，納西人(摩梭人)巫師達巴作法時，他總是在祭壇上或者在地面上放上一個內插蒿枝的花瓶、幾盞酥油燈、幾杯酒、凈水、幾碗奶油、鹽巴、茶葉、白米和苞谷，作為神的貢品。當時機合適時，達巴會加上幾個牙魯(yu le)面偶或者是幾個草人。如果他還有其他宗教用具，還會使用未上漆的木牌“夸普”(kuaper)，這是一種用于宗教儀式的木牌，納西族稱之為“夸標”(k’o-byu)。

　　汪寧生先生還寫過《彝族和納西族的羊骨卜——再論古代甲骨占卜習俗》一文，獨辟蹊徑地對三種羊骨卜進行了比較研究，這樣的比較研究，進一步拓展了對彝族、納西族和甲骨文羊骨占卜方式的研究。在這項研究中，我也看到汪先生治學的嚴謹。他在1961年10月、1962年9月先后兩次去麗江，向年逾古稀的東巴和君長、和芳了解東巴的羊骨卜，麗江的吳積仁先生幫助翻譯，記錄了《東巴羊骨卜之書》。汪先生在這篇論文的注釋中說：“此書原由報告人和君長、和芳口述大意，由筆者記錄。由于筆者不懂東巴文，深恐有誤，過去簡報中只略舉數條為例，全書迄今未敢公布。這次承云南歷史研究所和志武先生重加審校，最后定稿。謹致謝意。”

　　汪寧生先生通過比較研究，得出結論：“在對古代內地甲骨習俗和涼山族、納西族羊骨卜逐一進行比較和對照之后，我們的印象是，古代骨卜當還處于不加修治直接灼燒的階段(特別如齊家文化骨)時，和西南這些少數民族現已保存的羊骨卜很多方面一致，只是到了殷商時期，不僅兼用龜甲，而且發展出一套修治鉆鑿的技術，并在甲骨上刻辭，引起了占卜具體方法的變化，兩者才形成了差異。即使如此，在用過卜骨之埋藏，卜兆之名稱，釋兆的原則，一事多卜的現象，卜書的體例，對羊骨卜的重視等方面，古今仍可相印證。這再次證明古代同卜和西南少數民族羊骨卜有著共同的淵源。”

　　在1961—1962年期間，汪寧生先生兩次到滇西北地區從事民族調查和考古調查，雖然那時沒有調研藏傳佛教寺廟的任務，但出于學者的敏銳和思考，他對中甸(今香格里拉市)的歸化寺(松贊林)、麗江的五大寺——福國寺、文峰寺、指云寺、普濟寺、玉峰寺等寺廟進行了調研，撰寫了《記滇西北幾個喇嘛寺》。新中國成立后，學界對上述藏傳佛教寺廟很少有細致的調研，因此，汪先生的調研報告更為珍貴和重要。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對麗江五大寺做過一些調研，深感之前資料的缺乏，汪寧生先生的民族志考察資料，彌補了20世紀60年代對這幾個藏傳佛教寺廟調研資料的欠缺。

　　汪寧生先生也是對麗江市永勝縣的他魯人(他留人)最早進行調研的學者。他在1962年9月至10月對他魯人的聚居地進行了民族學調研，共調查了10個自然村、對307戶他魯人家庭進行了婚姻史調查，又重點調查了10個典型戶。他的這次調查以家庭和婚姻為主，深入調研后，于1983年在《西南民族研究》上發布了調查報告。

　　2000年5月，我和汪寧生、林超明先生應瑞典國家遠東文物博物館、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學系、隆德大學東亞、東南亞研究中心的邀請，赴瑞典講學訪問。其間，我們多次參加聚焦中國西南民族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瑞典之行，我發現了汪寧生先生的兩大特點，一是他的英文講得不錯，可以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用英文發言。二是他喜歡認真地記錄。這給我很深的啟示。汪先生的《始信昆侖別有山——海外游學日記選輯》，便是其邊走邊記的成果。

　　這次一起出國，我們在一起討論了一些問題，我感受到汪寧生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敏銳的思維以及寬廣的思路和視野。他能從一些平時不為人注意的考古資料中發人所未發，敏銳地發現很有價值的問題。他在民族學與考古學資料相互比勘印證方面的民族考古學成果，多為學界所推重，這是很有道理的。

　　（作者：云南省社會科學院    楊福泉）